“当我绝望时，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如此。”
对我而言，衡量一部电影是否出色在于它能否与观者与现实建立某种深刻联系，所以伯格曼不是我的布努埃尔不是我的塔可夫斯基不是我的，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大师，在主观视角和个人思考方面，他们在探索个人的精神世界上固然伟大，但我不会因为这种哲学晦涩到难以企及而将之推崇到五颗星的高度。1982年获八项奥斯卡的《甘地传》显然是一部世俗意义上的好片，最重要的是赋予观众一种更为立体的思索。其实本来我不想说太多，愤青时代早就离我远去，当你过了热血阶段后，你会觉得诸如“音乐改变世界”的口号都是理想化的无稽之谈。我们不再相信未来，我们用犬儒之眼看待世界，我们更容易看到别人不好的一面，而忽略别人出色的一面。或许出于对西方媒体无限追捧本身的抗拒，让我们反而无视了人物伟大光环背后的可贵品质，曼德拉是如此，甘地也是如此。
之所以花时间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朋友在微博上的回复，我不想矫正他人的价值观，只是希望我们在评判时别轻易拿出自己的价值标尺来衡量。以我们所受教育的思维出发，甘地并不成功，印度的独立似乎是混合着妥协屈服的产物，是日已落帝国的衰落标志，而甘地死后，印度由宗教和种姓制度导致的矛盾依旧得不到解决，而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更是远远落后中国一截。对我们这个被压迫了百余年的民族来说，世界只相信强者，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发展做了最好的注解。历史让我们沾沾自喜于一个虚荣的大国梦，很少有人会去翻阅历史的另一面。
这篇文章又犯了贪多求全的毛病，不过我相信能读完它的朋友还是可以容忍我的P话多的，说实话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表达，再这样下去要赶上写论文了……
“我要求你与其对抗就对抗他们的愤怒，而不是挑起他们的愤怒。我们绝不攻击他们，可是我们将承受攻击，经由我们承受的痛苦，他们会看清自己的不公正。这和攻击他们一样具有杀伤力。”
脱离上下语境，理解这句话也许不算容易，就像《新约》所说的——“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它曾给留学英国的甘地以启发，并成为他实践的真理。但这种牺牲式的精神与当代人的生存逻辑似乎是相抵触的，甚至看起来极为幼稚，你期望用自己受罪的方式让对方良心发现，换做对方是希特勒怎么办。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至少甘地的做法是符合当时的情境。
首先他的非暴力运动是建立在尊重法律基础上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罪恶非正义，但英国人又同时标榜民主，他的对抗是在法律框架下，英国政府对甘地的一次次逮捕反而让舆论对自身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甘地也清楚印度本土的军队实力无法与英国抗衡的现实（“我们只能口出狂言，做出恐怖的事情，养了一批无政府主义的军队，但与英国对抗时就全溃不成军。”）。另外印度种姓制度决定了打仗的只有武士阶层的刹帝利，英国对印度分而治之的统治加剧了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矛盾，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独立运动一有党派纷争就可能导致一盘散沙。
要沟通，就选择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否则双方看似强势的立场造成的却是互相无法理解的尴尬局面，或者完全以自我或傲慢无知的态度与异己对话，失败的教育让所谓精英的北大学生对英国首相卡梅伦问出“你能从中国模式学到点什么？”（再联想一下之前芮成钢的“两个代表”言论）不过这些问题如今成为争议点，从侧面也说明了我们思维模式发生了转变以及公民意识的提升。
“只要有不公正的事，我一向主张要战斗。问题是你为改变事物而战还是为惩罚而战。我个人认为人类都是罪人，这种惩罚的事应该交给上帝。”
提到妥协，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软弱和退让。事实上，我们太习惯用非理性的喧嚣来强调自己是正确的，认为用最大的喧哗声才是获得支持的关键，不留余地的话语才能彰显自己的强硬，却不会去想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是否能触及疑问的核心。满腔的冲动取代了独立的思考，沸腾的狗血湮没了理智的呼声，当乌合之众散去之后，那些问题还是留在那儿，随着时间流逝一再反复出现。
对甘地而言，妥协意味着对对手的尊重以及用最大的善意来回应。回溯甘地的过去，你会发现尽管他极其羞涩沉静，但你决不能因此用沉默定义他。他从梭罗的[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学到了“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在英国留学期间，不管大小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因为对他而言，投一张沉默的票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当然，若不是在南非目睹并深刻了解到种族隔离以及民主不公，他也许一辈子只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一个勤恳本分的印度律师。电影对甘地的回溯便是从他在南非坐列车的头等车厢开始的，有色人种的身份让他到遭受歧视和侮辱，哪怕他表示自己是大英帝国承认的律师，换回的依旧是被白人扔下火车的结果。受到这般羞辱的人通常会有两个反应，不是继续默默地忍受这样既定的法则，就是诅咒谩骂种族主义者，下毒誓伺机报复对方，可当找不到报复机会这又成了沉默的另一种形式（网络暴民也是如出一辙）。而甘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为南非的印度侨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尽管他的维权让注重实际的同胞难以理解，他的立场教他领受了统治者的棍棒，但他还是坚持用人性善的一面去打动别人，面对充满愤怒乃至仇恨的民众，他以最平实的语言让人明白了追求尊严的意义远远大过对暴力还击的渴求（“他们可以折磨我，折断我的骨头，甚至杀了我，他们会得到我的尸体，而不是我的屈服”）。而在争取政治权利的同时，媒体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他们将请愿书寄往各地，很快便得到了《印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支持回应，借助媒体，他所领导的运动让世界听到了声音。
很多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地奉行“沉默为金”的策略，殊不知沉默是这个世界难以根治的顽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是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留下的诗，被镌刻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
“我是回教徒，也是印度教徒，是基督教徒，也是犹太教徒。你们大家都一样，你们挥舞旗子大喊大叫，使你的同胞丧胆，我不要这样的印度，停止吧。”
爱因斯坦曾这样评论甘地：后世子孙很难想像，这世上居然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在甘地的一生，他总共坐牢五次，公开绝食16次，他温和的革命和超然的态度令人无法理解甚至嗤之以鼻。很多人将之归咎于宗教影响，甘地成长在笃信印度教的家庭，而印度宗教里有牺牲和自救等特点。不过他在国外的经历也让他接触并研读了《圣经》和《可兰经》，他信奉教义，但宗教没有遮蔽他的双眼，他也反对印度教对种姓和阶层的划分，没有一种宗教比其他宗教更优越。他的宗教泛爱观也加入了平等博爱的人道思想，因此支撑他的与其说是狂热的唯心主义，不如说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一个观点认为当今中国人缺乏信仰，这是精神真空的根源，但信仰不是全部。事实上中国从古至今是个宗教意识淡漠的国家，秉承着现世主义，所谓的信教大多也是出于避灾求福的心理，缺乏宗教信仰不是件坏事，至少对自上而下的行政效率有相当帮助，只是过于激进和一刀切的做法必然会付出代价，大到C revolution小到统一食用iodinated salt。关键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追求自我利益时也全盘接受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人性的阴暗面，道德似乎反而成为了前进的绊脚石。或许中国人的道德观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上的，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到目前仍是一纸空谈。引申一下最近沸沸扬扬的黄山门事件，其实赔再多的钱，对那位牺牲民警的父母已经不再重要了。人家父母也很宽容，说不希望给学生压力。可是事到如今，也没看到这18个学生的公开表示，只有复旦自发搞的形式主义默哀，哪能，别人的命不是命，就你211工程大学的文凭值钱？！还好意思在围脖高调显摆夺权战……
用非暴力的方式对抗暴力看似是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的哲学观，但它的本质目标依然是改变社会的不平等。人们很容易把甘地和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挂钩，可“孤独的先知”或许更适合描述他的伟大和失落，即使僻居乡野，他对人世的洞察比一般的政客更为犀利。他早就意识到个人崇拜的危害性，当外国女记者表示出自己的仰慕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这是危险的。蒋介石在二战期间拜访过甘地，并试图说服他站在同盟国的一边，此时已僻居乡野的老人的一席话却让蒋委员长无话可说——“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
甘地信奉，以眼还眼，只会使整个世界都盲目。马丁·路德·金说过，非暴力的斗争方式在策略上和道德上都更加有益。拉宾知道，军人的职责是赢得战争，而政治家的职责是为他的人民赢得和平。这些历史人物都提倡和平的理念，最后却都被极端主义者刺杀，这些反对暴力结果却死于暴力，有人拿出《圣经》中的“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反讽揶揄，但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是否太过现实而短视呢？变革的影响只能看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吗？希特勒的语言暴力也极具煽动性，他令人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演讲也曾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但为世人唾弃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吧。再极端一点，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以失败告终，你可以用斯大林的“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做反驳，不过等前苏联瓦解后，卡廷惨案这段被隐藏的真相立刻浮出了水面。
“只有受过爱之箭伤的人，才晓得爱的力量。”
甘地的最大贡献我个人认为不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在其成功的背后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是他对真理和爱的追求。真理也许由于庞杂和抽象令人难以触摸，但爱每个人都可以感受。话说回来，现实中的我们往往把爱简单化，将它直接与铁达尼、洗脚水、慈善捐助绑定在一起，在对爱的内涵平面化的同时也限制了爱的外延。
切肤之爱的震撼力量抵过无数千篇一律、辞藻华丽的说教，人性之善是内心的平静，永远不可能是暴力之下的服从。《悲惨世界》里的一个小故事至今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出狱之后冉·阿让从神父家偷走了银器，当他被抓住后，神父后不仅没有指认他，反而把银器送给了他，一个仁慈的宽恕之举唤醒了他因不公而充满仇恨的心灵。这个故事类似于甘地年少时的一段经历，他因为偷了哥哥手镯上的金子而使良心备受煎熬，他将悔过信交给父亲，原以为会招致重罚，但父亲读后却泪流满面并原谅了他，给他上了“非暴力”的启蒙一课。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爱的眼泪洗涤了我的心灵，抹拭了我的罪污。只有亲自经历这种爱的人，才能认识它的价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恨作为自己驱动力，渴望成功的一大原因只是想证明给我恨的人看，慢慢我才意识到支撑我走下去一直是爱，而那些所谓的恨不过为自己设的炼狱，以自恨和自卑的形式表现出来。你终归是要放下恨的，放下这个沉重包袱。正如《本杰明·巴顿奇事》里说的那样：“你可以像疯狗一样对周遭一切愤愤不平，你可以诅咒命运，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你还是平静的放手而去。”
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是爱，只是这样的理想伟大到无法让现实承载。且不说人类有着寻找对立面的本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每天都在被无形的暴力伤害，这让我们对伤害本身愈加麻木和超然，反过来再加诸于他人。我们口口声声说这一切都是爱，却在爱的名义下，为自己的错误和残忍辩解和开脱。对承受的一方而言，他们宁愿不要爱，也不要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缺失了理解、尊重和宽容，所谓的爱无非披着正当理由的掌控，而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更像是一层层的权力关系。匍匐在强权之下，地位高的欺负地位低，地位低的欺负比他地位更低的，更低的人迫切渴望成为权力大的，一旦现实让他失望，他便欺负那些弱小无抵抗能力的，幼儿园的极端事件一再发生，有多少人真正反思过背后的原因。
我不太相信人生必看XX部电影的排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看看这部电影，花三个小时绝对不是一种浪费。电影是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筹备二十多年的作品，尽管左翼视角的电影不乏煽情之处，甘地的经历与你大相径庭，不过你很难不被这种人性的崇高和乐观的精神所感染，同时也为英国人的敢于自省所打动。这种敢于正视错误的勇气和骨子里的自信恰恰是我们最为匮乏的。（文章有一定删改，若语句不通顺请见谅）
甘地总结的人类社会七宗罪
搞政治而不讲原则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积累财富而不付出劳动 （Wealth without work）
追求享乐而不关心他人 （Pleasure without conscience）
拥有知识而没有品德 （Knowledge without character）
经商而不讲道德 （Commerce without morality）
研究科学而不讲人性 （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膜拜神灵而不做奉献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